《氏族志》是 唐朝 高士廉 等人编纂的记载宗族谱系的著作，旨在勘正姓氏，修订 门阀 世家的地位高低。该书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次之， 山东省 氏族 崔民干 被降为第三等。《氏族志》的刊正提高了 李姓 皇族的地位，扶植了庶族地主，压制了旧士族势力，加强了皇权。
《氏族志》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王妃、主婿都取当世勋贵名臣之家，不再尚山东旧族；二、“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低作等级”；三、颁布“试励氏族婚姻诏”，强调山东氏族和朝臣要明确嫁娶的次序，必须遵照礼仪典章。
创作背景
贞观 六年（632年）， 李世民 对宰相 房玄龄 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接着就下令 吏部尚书 高士廉 、 御史大夫 韦挺 、 中书 侍郎 岑文本 、 礼部侍郎 令狐德棻 负责修订，以便“刊正姓氏”，撰为《氏族志》一书，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具有进步因素，也是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变化状况的。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 江左 士族尚人物， 渭河平原 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 关陇集团 入隋后开始解体。 唐朝 起自 关中 ，唐初关陇集团消失。江左和代北士族，至 唐朝 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 李世民 的大臣 房玄龄 、 魏徵 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皇族之上。为此，他命 高士廉 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 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 崔民干 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 李世民 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传统，实际并不如此。在 魏晋南北朝 时，谱籍是选官的根据，划分门第是看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列为 门阀 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 唐朝 的官爵高下。这些变化首次触动了以往的门第等级，具有进步因素，也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的变化状况。但必须指出， 李世民 的“尚官”原则，只是代替 魏晋 以来“ 尚姓 ”的修谱标准，不等于否定了门阀观念，而是更多侧重扶持统治集团，调和门阀间鸿沟以期保持大体平衡。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想搞新 门阀 与世封制，结果必然趋向保守。据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门阀观与旧门阀观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通过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 李世民 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并为30年后颁布《姓氏录》，彻底否定传统的 门阀制度 打下基础。
发展演变
《氏族志》的修订、刊布，压抑了 山东省 、江南士族，巩固提高了李唐皇族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 魏徵 、 房玄龄 等重臣与之通婚，山东士族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到了高宗朝 武则天 当政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武则天之父 武士彟 （yuē）曾作过木材商，所以，虽系太原元从，亦无资格跻身于《贞观氏族志》高门之列。武则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李义府 的家族也未被录于《氏族志》中。武氏集团的社会声望并不高。而武则天以内宠掌握朝政本不合封建礼教，关陇集团出于对 唐朝 正统 的维护当然不支持她当政，更不会拥戴她取李唐而代之。这样，提高自己及武氏集团成员的社会地位，重新组织统治集团骨干队伍，就成了柄政后 武则天 固位进取所急于完成的两大政治任务。
显庆 （656年）以后，武则天陆续杀戮、贬黜了一大批李唐皇族和不肯附已的关陇集团大臣，同时大力拔擢出身较低层或投靠武氏集团的人任要职。
根据武则天心腹 许敬宗 、 李义府 等人的建议， 李治 在显庆初命令 礼部侍郎 孔志 、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元道、太常卿 吕才 等十二人重修谱牒汇编。显庆四年（659年）新谱修成，名为《姓氏录》，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从《 新唐书 》）。高宗亲自撰写书序，说明类例。《姓氏录》仍以现任官职高低为划分等级的标准。“以四 后姓 、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 开府仪同三司 、 尚书仆射 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不仅当时五品以上职事官得以录入，就是兵卒中以军功获五品以上勋官者也谱中有名，而旧士族未在当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弃于外。因此，它收录的姓氏大少于《氏族志》。
《姓氏录》颁布后，舆论哗然，许多士人将其贬称为“勋格”，以被录入为耻。为使《姓氏录》真正取代《氏族志》， 李义府 又奏请将原存于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
《氏族志》和《姓氏录》并未能彻底打破延续多年的 正统 门阀观念。河北崔、卢、李、郑等大族仍然坚持传统的家门风教，在婚姻上自矜高贵。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受到重视，就连建议修《姓氏录》的李义府也自称出于赵郡李氏来抬高自己。直到 李治 后期，这些大族中仍有许多人出任宰臣。 晚唐 的 牛李党争 亦当溯源到传统的关东士族与 武周 之后兴起的以文词进士科发迹的新阶层的矛盾，更显示了士族及士族观念对 唐朝 政治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