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墓

伯乐墓，又称伯乐冢。 春秋 时一善相千里马的名士伯乐的墓地。经古籍记载的地址为：伯乐冢在 定陶区 东南一（或二）里的地方，今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 伯乐 姓孙名阳，春秋时期人，因其善相马，故后人以天上管马的星名“伯乐”称之。现“伯乐”已成为“善于识别人才、无私推荐人才”者的代名词。

考证存疑

在考查伯乐墓真伪过程的早期，却遇到了古籍关于伯乐冢址的记述与现存伯乐墓址不符的问题。古籍记伯乐冢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的地方，而现存的伯乐墓却在成武县城西北18里伯乐集村南100米处，两地相距约50里。究竟是现存的伯乐墓有假呢？还是古籍的记述有误呢？考查的结论是：现存于 成武县 伯乐集村南的伯乐墓是真的，而古籍的记述有误，误就误在：把本在 济阴郡 下领县之一的 秺县 (其与成武县的关系后述)境内的伯乐冢，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 定陶区 名下了。而这种类型的失误在古籍中并不罕见，甚至在今天某些学术专著中还仍然存在着。

第一种说法

说古籍关于“伯乐冢”地址的记述有误，是因为它不符合实际。《 皇览 》、《后汉书·注补》、《 太平寰宇记 》、《 兖州府志 》等古籍均认定(实际上是后三种古籍沿袭《皇览》说)，伯乐冢在济阴郡定陶县，共有三种古籍更具体说明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的地方。然而事实证明，以上古籍记述不符合实际。

先看 定陶县 的实际。载有“伯乐冢 定陶区 说”的古籍虽不算少，但定陶县自己的志书上却没有这种记述，定陶人也没有这种传说，也就是说，定陶县从来没有以伯乐冢的所有者自居过。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一是定陶县确实不存在伯乐冢，《 州府志》说“无可考”，当然无可考，没有的东西怎么考；二是定陶县的近邻 成武县 境内、离定陶县城仅50里的 伯乐集村 又确实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伯乐墓。不管古籍上怎么说，对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从来不说有，这正显示了 定陶 人不唯书只唯实的可贵品格。

再看成武县的实际。在 成武 县城西北18里处有一个伯乐集村。“文革”前，在伯乐集村南100米处确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墓，该墓名就是“伯乐墓”。当时墓高约3米，墓基直径约10米。对这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墓，周边几十里的群众都知道。1958年前，伯乐墓前还有一通明 万历 年间立的碑，该碑毁于1958年的“ 大跃进 ”。墓的地表上封土在“文革”中被铲平。其后墓址之上种上了庄稼，在一次灌溉中，墓址处还出现过一个注不满的吸水漩涡。今在原墓址处重新封了一个坟子，但比原来的小多了。

伯乐集村 村名是历史上留下来的，1830年 成武县 六修县志的时候就有了。该村在1984年前是伯乐集人民公社管委会驻地，现为 伯乐集镇 人民政府驻地。

伯乐集村村民约有一半姓孙，他们口碑代代相传，都认伯乐是他们的“老爷爷”。“老爷爷”的称谓是当地方言，含义有二：一专指 曾祖父 ；二泛指很久以前说不清哪一世的老祖宗。可以肯定，伯乐集村 孙姓 族人是伯乐的后裔。“文革”前他们每年 清明节 都上伯乐墓给老爷爷烧纸；平时说话还避“伯乐”之讳，把 韩愈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改为“千里马常有而老爷爷不常有”。

总之， 定陶区 和 成武县 两县的实际情况证明，古籍“伯乐冢定陶说”是错误的。而 成武县 伯乐集村村南的伯乐墓是真的。现让我们对上述古籍失误的原因进行分析，这对证明本文的观点将更有说服力。

第二种说法

前边已述，古籍关于伯乐冢址记述的失误就在于：把本在 济阴郡 下领县之一的 秺县 境内的伯乐冢，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 定陶县 名下了。看来，欲弄清古籍失误的原因，应从了解济阴郡、定陶县、 县、成武县的基本历史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济阴 ，因地处济水之南而得名。济阴郡，是长期(约930年)存在于今菏泽市辖区内高于县级的一个行政机构，其治所约有650余年在 定陶区 县城。(《菏泽地名》)

定陶，最初称“陶”，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知名度非常高的地方。原始社会末期，尧、舜在此活动过；夏、商两代其境内有三 国；周初 秦武王 封其同母弟振 铎 于此建 曹国 ，以“陶”为国都；春秋时期 越国 大夫 范蠡 助越灭吴后，以“陶”为“天下之中”而来此定居(定陶“之名由此而来)。秦置 定陶县 。在自 西汉 ，经 东汉 、 三国 ……直到今天共2200余年间，定陶县城先后十次为王国都城，长期(包括 两汉 和三国)为 济阴郡 治所，为县衙(政府)驻地长达1800余年之久。 秺县 ，汉置县。西汉时，秺县与 定陶区 县、 成武县 同属于济阴郡(治所在定陶)。秺县约存200年，于东汉初废入成武县，作为成武县内的“城”继续从属于济阴郡。(见《 汉书 》、《 后汉书 》)。

关于古秺县城址。根据文物出土的地理位置和《 曹南文献录 》，参考《 水经注疏 》和《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等书，古秺县城址在今成武县城西北25里一带，即在伯乐墓西北7里的地方；换言之，伯乐墓在古秺县城东南7里处。二者同在今成武县 伯乐集镇 辖区内。

根据上述伯乐墓和 秺县 城址的相互方位和距离，对于伯乐墓址的记述理当以秺县为坐标原点，应记为“伯乐冢在秺县郭外东南二里所”，这样就可以说完全符合实际了。

然而，当 三国 魏国 的诸臣们编写《 皇览 》一书时，秺县废除已200余年了。如果说秺县县城在秺县被废除不久，作为 成武县 内的“城”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到了 三国时期 ，很可能连“城”也不存在了。而 定陶区 就完全不同了，历史悠久，曾为“天下之中”、知名度很高的定陶，不但作为县、而且作为济阴郡治所继续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随着 秺县 的消失，“伯乐冢在 济阴郡 秺县郭外东南二里所”，逐渐变成了“伯乐冢在济阴郡东南一(或二)里所”；又因为济阴郡治所在 定陶县 ，所以最后变成了“伯乐冢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所”。一句话，本在济阴郡秺县的伯乐冢，因为秺县的消失而直接归在济阴郡治所定陶县的名下了。这种类型的失误，即把本在某郡某县的某物，因该县废除而直接归在该郡治所所在县名下的失误，在古籍并不罕见，甚至在当今某些学者的专著中仍然存在。 山东省 人民出版社 1996年出版的《 姜太公本传 》一书中就有一例，该书解说“雷泽”曰：“雷泽就是雷夏泽，在今 定陶区 地”。

说雷泽在今定陶县地，错完了。雷泽既不在今定陶县地，也不在古定陶县地，而在古成阳县地(《 汉书地理志 》)。即在今 鄄城县 境内东南方向的“菏泽电厂水库”一带。古成阳县城在今 城东南50里与 菏泽市 城东北60里交界处胡集村一带(《菏泽地名》)；雷泽在 成阳 县城西北一十余里(《 水经注疏 》)。 成阳县 和定陶县，一在 菏泽市 东北，一在菏泽东南，两县相距约90里，自汉至晋长期并列同属于 济阴郡 ，但两县之间从未有过隶属关系。因此，在 成阳县 的雷泽绝对不会跑到 定陶区 去。所以，把本在济阴郡成阳县的雷泽，说成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 定陶 县，其失误性质，与古籍关于伯乐冢定陶说的失误是一样的。

《 姜太公本传 》的上述失误，源于 三国 魏国 人如淳对《 汉书 》的一条注释。如淳注：“ 成阳 在定陶”。定陶曾多次为 定陶国 的都城或济阴郡的治所，因此，如果说 成阳 在定陶国或济阴郡，那都可以。但说成阳在定陶就不行了。这正像我们可以说 成武县 在原 菏泽市 地区 、在今 菏泽市 ，而不可说“成武在菏泽”一样。如淳的失误在于：混淆了“ 定陶区 ”(一般指“县”或“城”)与“定陶国”、“ 济阴郡 ”的质的区别，从而把 成阳县 与定陶的并列关系误当成了成阳对定陶的隶属关系。

如淳对《汉书》的这条注释为 刘宋 人斐 在《 史记集解 》中所引用，同一处《史记·集解》又引徐广语注“雷泽在 成阳 ”(这是对的)。既然“雷泽在成阳”，而“成阳”又在“定陶”，那“雷泽”理所当然地也就随着“成阳”在定陶了。

总之，像上述把某郡某县的某物，因该县的废除，或因把该县与该郡治所所在县的并列关系误当成了隶属关系，从而直接归在该郡治所所在县名下的失误，古今书籍均不乏其列。所以，以《 皇览 》为代表的几种古籍，把本在济阴郡 秺县 的伯乐冢，因秺县的废除并永远消失，而直接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 定陶区 名下的失误，也就完全可以解释了。

成武县 有伯乐村，伯乐村有伯乐后裔，伯乐村前有伯乐墓；伯乐故里在成武县，伯乐故里在 菏泽市 ，这既是成武县的骄傲，也是菏泽市的骄傲。开发伯乐文化，弘扬伯乐精神，这既是当前“突破 菏泽 ”的现实需要，也是我菏泽市每个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