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虏平寇又称借虏平寇指的是南明弘光政权，采取联合 满清 力量来消灭 中原地区 的 李自成 和 张献忠 的农民军的政策。
明朝 北都沦陷以后，先后在江南地区建立了几个政权，史称“ 南明 ”。而南明的对手有两个： 大顺 的农民军与 满清 。南明不能双拳并击是很明白的，不是 联寇抗清 ，就是“联虏平寇”，二者必居其一。 弘光 政权则是采取联虏平寇的政策。
背景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内有流寇作乱，外有 清代 劫掠。明朝最终还是在农民军的打击下灭亡了。从清兵入关占领 北京 起，明至清的阶级矛盾就变了。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就不能正确解释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运动，更不能公正评价大顺、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无论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还是在 南京 继统的 弘光 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
清军入关 初期，兵力有限，特别是 满族 人口稀少，补充兵员颇非易事。原来的 明朝 虽分裂为 山西省 以西的 大顺 和以南京为中心的 南明 ，但地域辽阔，实力也相当可观。 爱新觉罗·多尔衮 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行事。在 吴三桂 的接引下，占领了 北京 和 辅地区已属意外，他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 江南 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联虏平寇”就成了 弘光 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在 弘光 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过程
早期主张
崇祯 年间， 杨嗣昌 任 兵部尚书 和 大学士 ，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 紫貂 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义军的意思。随着整个局势的恶化，一些 幕僚 人士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考虑借用北方少数民族兵力共同镇压 汉族 内部的农民起义。 茅元仪 写的《 平巢事迹考 》 和 姚康 撰《太白剑》 都是以 唐朝 末年平定 黄巢起义 作为借鉴，替执政大臣出谋划策。这两本小册子编 的目的是借古喻今。茅元仪曾在大学士孙承宗幕中任职，姚康则曾充任 南京 兵部尚书 史可法 的幕僚。他们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目著书立论，用意是借历史经验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光靠有 郭子仪 、 李光弼 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 李克用 的沙陀兵，招降像 朱温 这类义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弘光政权的幻想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 北京 。弘光君臣由于情报不明，对 吴三桂 同 清朝 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1664年5月27日， 大学士 马士英 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 金声桓 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 马绍愉 、 陈新甲 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 弘光 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 国公，给 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 送”。大学士 王铎 起草的加封赏赍 吴三桂 、 黎玉田 的敕谕颇能说明问题。在《敕谕破贼总兵官》一文中写道：“闻尔星统关兵大挫贼锐，是用晋尔侯世爵，加坐蟒一袭， 丝八表里，银二百两，示宠异也。又尔部下士卒 食未饱，已令海上运漕十万石、银五万两接济犒劳。”在《敕谕辽东巡抚黎玉田》文中写道：“兹特晋尔秩为 兵部尚书 ，加赏纻丝十八端，银一百两，示旌也。且令漕米接济，。”王铎入阁在六月间， 弘光 君臣还不知道吴三桂四月下旬已经投降 清朝 被封为 平西王 ；而 黎玉田 投降了 李自成 ，这时正任 大顺 四川省 节度使 ，根本没有同 吴三桂 一道勾引清兵。
事实表明， 史可法 与 马士英 之间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土崩瓦解。
史可法在 甲申 六月间上疏道：“应用 敕书 ，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 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 无名 ，灭寇在此一举矣。”
左都御史 刘宗周 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 申包胥 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总之， 吴三桂 的引狼入室，在 弘光 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
当朝廷沉浸于“借虏平寇”的幻想中时，个别中下级官员反而比较有远见，主张应以自强为主。吏科都给事中 章正宸 上疏道：“今日 江左 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他要求朝廷既需“念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又应“念三百年生养黔黎尽为被发左 ”，“断宜以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他对形势的分析是：“近传闯渠授首，未可轻信。贼计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尽锐而出，与献贼合， 睨 长江 。又闻虏踞宫阙，动摇 山东省 。而当国大臣仓惶罔措，但绍述陋说，损威屈体， 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臣窃羞之，臣切痛之。”“失今不治，转弭秋高，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而贼又驰突荆襄，顺流东下。瓦解已成，噬脐何及？” 章正宸 指责当国大臣绍述的“陋说”是指 崇祯 年间 兵部尚书 陈新甲 主持的同满洲贵族和谈；他不赞成把清军看成义师，相反指出有披发左衽的危险。六月，给事中 马嘉植 上言：“今日可忧者，乞师突厥，召兵 辽朝 ，自昔为患。及今不备，万一饮马长、淮，侈功邀赏，将来亦何辞于虏？”
主张分歧
七月上旬， 弘光 朝廷召集群臣讨论派遣使臣同清方联络事宜。兵科给事中 陈子龙 参与了集议，又经过 弘光帝 召对后，感到当国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 国体 ，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上疏言事。
疏中说：“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接着，他建议朝廷：“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俟冬春之间，敌骑牵制于 三晋 ，我则移淮泗之师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 武关 ，令川汉之将联络 庄浪 甘宁 之义旅，或攻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 中国 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
章正宸 、 陈子龙 等主张的自强之道，在 弘光 朝廷上全然行不通。原因是 弘光帝 登上帝位靠的是联络四镇，四镇既以“定策”封爵，已无进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纷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顾不上妥善经营北方事务。
局势的变化
弘光 朝廷初建之时，大顺军在西面占领着 襄阳市 、 荆州市 、德安、承天四府，东面进迫 淮河 ， 史可法 、 马士英 等人针对当时的情况作出的军事部署是扼守 武昌 至 南直隶 （今 江苏省 、 安徽 两省）一带。随着清兵占领畿辅，大顺军西撤， 中国 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山东省 和 河南省 东部一度出现归属莫定的局面。在三方对峙的态势下，由于 大顺 已无力东顾，这一广袤地区就成了 南明 和清方争夺的焦点。畿南、山东、河南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是以恢复明室为号召的。
弘光 朝廷本应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统治区。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军南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然而， 史可法 、 马士英 等 弘光 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 江南 。 万历 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 左良玉 、 高杰 、 刘泽清 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军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军，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 南明 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夺 山东省 、 河南省 ，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 弘光 朝廷接壤争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款虏）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 黄河 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 清朝 。
时人 张怡 是在清军进入 北京 以后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过 德州 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 济南市 ，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 ，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 南师 ，如望时雨。既闻 弘光 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参与 济宁市 、 兖州 、 济南 反叛 大顺 、恢复明政权的 郑与侨 在《倡义记》中写道：“是役也，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无奈 江南 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贼不共戴天之仇于不问，可胜叹哉！” 张怡 、郑与侨痛斥了 史可法 、 马士英 不顾民族大义，顿兵不进，坐看国土沦丧的卑怯行径。实际上这正是 弘光 朝廷自以为得计的坐山观虎斗，避免引火烧身的退让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上自 弘光帝 、史可法、马士英，下至 南明 地方官僚当时都是以 大顺 为贼，视清方为友，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感激清方、畏惧清方的混合心理。
部署失当
在 弘光 朝廷的影响下，黄河流域 明朝 官员颠覆大顺地方政权以后，表现出来的彷徨失所，兵部职方司监军赞理 主事 凌的态度具有典型意义。他参与朱帅■等人擒杀 山东省 等地 大顺 官员时，以明臣自居；朱帅■投降 清朝 以后他也跟着清廷委派的官员瞎忙，自告奋勇招抚两河（指今 河南省 ）。1664年八月初二日，清招抚山东、河南等处右侍郎 王鳌永 向清廷奏报：“原任监军兵部职方司主事凌才 博大，动合机宜，招抚两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职衔，以便行事。”同月十三日 爱新觉罗·多尔衮 令旨批准“凌改授兵科给事中”。八月二十九 日凌 给清廷上疏，年号称 顺治 元年，用的却是 明朝 授予的原衔和汉字官印；到九月十二日，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抚河南等处地方兵科给事中”官衔，上铃满汉合璧 关防 。与此同时他又给 南明 弘光 朝廷不断报告军情。后来清军南下，凌才恍然大悟，坚决反清，在河南 商丘市 被杀。他在那段时间里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异常表现并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联虏平寇”政策的影响。 甲申 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 巡按 御史 凌便宜联络 北直隶 、 河南省 乡绅义士”，凌上言道：“方今贼势犹张，东师渐进。然使彼独任其劳，而我安享其逸，恐亦无以服彼心而伸我论。为今日计，或暂假便宜，权通北好，合兵讨贼。名为西伐，实作东防。俟逆贼已平，国势已立，然后徐图处置。若一与之抗，不惟兵力不支，万一弃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祸必中江淮矣。夫有 山东省 ，然后有畿南，有畿南，然后有 河北省 。 临清市 者，畿南、河北之枢纽也。与其以天下之饷守淮，不若以两淮之饷守东。伏望皇上择一不辱命之使臣，联络北方，以弭后患，宣慰山东州县，以固人心。”这说明凌内心里是向着 弘光 朝廷的。问题是包括 史可法 在内的 南明 君臣一味苟且偷安，以坐山观虎斗为上策，不愿派兵北上。
大顺政权灭亡
弘光朝廷在大顺军西撤后，对山东等地只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如五月十一日 济宁市 官绅叛杀大顺政权官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一路由沂州达登莱，一路由 济南市 达 天津市 ，一路由临清达河朔，一路由宿、 徐达 淮阳 ，一路由曹、单达 、寿，以 颍州 守 任民育 济（宁）人也。民育见檄遣诸生李道生赍至 南阳郡 。督辅史公手札褒奖”。弘光朝廷于六月间任命 王燮 为 山东巡抚 ，丘磊为山东总兵；八月“命原任蓟督 王永吉 戴罪 总督 山东 军务 ，仍同 陈洪范 等料理酬北事宜”，十月十三日“马士英奏赐永吉斗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体”；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 为登莱 东江 等处 巡抚 。似乎 弘光 君臣并没有忘记山东，问题是没有武力作后盾，委任的方面大员根本不敢赴任，朝廷虽一再催促也无济于事。李清记：“王齐抚 、王东抚溁辞朝后，皆溁怯不行，观望淮上。虽疏纠旨催，充耳而已。予言于马辅士英，谓国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 愦，后人当思我愦愦。”档案材料表明， 弘光 任命的巡抚、总兵仅派了几个使者进入 山东省 清军未到的地方颁诏、遣牌，虚应故事就万事大吉。七月，清招抚山东、 河南省 侍郎 王鳌永 给内院的启本中说：“ 南阳郡 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当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东总兵，遣牌至 济南市 缴。又闻有李中书赍捧哀诏沿河而来。”同月二十四日清 山东巡抚 方大猷 启本中说：“目下大兵已西，而 江南 传喜诏之官已封识 济宁市 之库藏而去。”这种类似儿戏的举动适足以示弱，清廷随即命令方大猷将“济宁库藏，速行察解”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 大顺 的济宁 知州 朱光和当地乡绅 潘士良 、任孔当等人因为得不到 南明 弘光 朝廷一兵一卒的支援，终于在清委山东巡抚方大猷的招致下，归顺了 清朝 。
到八月间，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 左懋第 等奏：“ 山东省 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议。时吏民人自为守，抚、镇不至，无所禀承。清人传檄责郡县献籍，渐奉遵依。识者惜之。”九月二十六日 史可法 奏言：“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 冯铨 ，选用北人 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 河北省 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从之。”史可法的 奏疏 不是主张 南明 军队向北推进就地因粮用人，而是借口镇兵缺饷，请求皇帝发诏求贤，让河北、 山东省 的官绅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 史可法 节制的四镇之一东平侯 刘泽清 原是山东总兵，家在 曹县 ，尽管当时清方驻山东兵力极少，清廷任命的 山东巡抚 方大猷 在启本中自称“手无一兵”，刘泽清并没有趁势收取桑梓之地。八月底，他派部将刘可成、阮应兆等率领一千多兵马前往 临清市 祭祖，在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又在 济宁市 同恢复 明朝 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愤。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数百名撤回 淮安市 。刘泽清的这次“出兵” 山东省 如入无敌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谓“待饷不进”、山东等地“我争之非易”，完全是明末官场中惯用的敷衍之词，倒是“贻误封疆，罪在于臣”，可称实供。明翰林院官 杨士聪 是山东济宁人，他不胜感慨地写道：“其下东省，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东（指明代山东、登莱二抚辖地，即今山东省）岂遂为虏有乎？”
北上和谈
弘光 朝廷既然热衷于“联虏平寇”，派出使团同清廷勾结就成了当务之急。六月初三日，前 都督 同知总兵官 陈洪范 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命来京陛见。十三日，陈洪范入朝。十九日，应天安庆等处 巡抚 左懋第 “以母死 北京 ，愿同陈洪范北使。许之”。七月初五日，“进左 第 南京 兵部右侍郎兼右 佥都御史 ，经理 河北省 ，联络关东 军务 ；兵部职方郎中 马绍愉 进太仆寺 于少卿 ；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太傅”，组成了北使团北上和 满清 和谈，没想到和谈失败了。
结果
北使和谈的失败，在 弘光 朝廷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僚已经看出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美梦之中，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
然而弘光君臣既然一厢情愿地“借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 江左 。他们只想利用 江南 富庶的物质条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 崇祯 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影响
由于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缩，使得清廷乘机站稳了脚根。十月间， 爱新觉罗·多尔衮 决策分兵两路征服 中国 。具体部署是：一路由 爱新觉罗·阿济格 阿济格 、 吴三桂 吴三桂、智顺王 尚可喜 等统兵取道 山西省 北部和 内蒙古自治区 进攻 陕北地区 ，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 西安市 为中心的 大顺 ；另一路由 爱新觉罗·多尼 爱新觉罗·多铎 、恭顺王 孔有德 、 耿仲明 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 弘光 朝廷。
李自成 统率的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军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原先的战略意图已经无法实现。他准备穿过 江西省 西北部转入 湖南省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 通山县 境 九宫山 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 张鼐 和二十余名士卒，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大顺军，更不知道李自成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就一拥而上。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击杀，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 大顺 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
而 弘光 朝廷因其党争的渗入，不仅没有挽救明末的政治危机，反而间接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弘光小朝廷大肆勒派军饷，增加赋税，甚至公开卖官，贿赂公行， 政治腐败 到极点。到1645 年五月， 清军 多铎部占领 南京 ，即宣告弘光朝廷灭亡。 弘光帝 逃往 芜湖市 ，很快被俘获，被 清代 在北京凌迟处死。 马士英 、 阮大铖 逃到 杭州市 ，未及逃跑的许多 南明 官僚纷纷投靠清王朝。
评价
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弘光 朝廷立国之初，在许多史籍中被描写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坏在后来马士英、阮大 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以至于亡国。事实上，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 史可法 在内）都是没有远见的人。
弘光朝廷的文武大臣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政策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 江南 这土地就足够了，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全被忘在脑后。倒是不肯入阁的 崇祯 朝 大学士 蒋德璟 在疏中说：“昔唐、宋在江南时，河淮以北皆虏，故不得不偏安。今奴雏（指 顺治帝 ）方幼，诸虏争权，河淮之北，奴骑不到。而闯寇闻亦久奔，间有一二逃将士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椎牛洒酒，以待王师之至。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晋、宋可拟也。”然而，他的话没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