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

蒋经国（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字建丰，谱名经国，俄罗斯名为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英语：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浙江省奉化区溪口镇人，蒋介石长子，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中国国民党原中央委员会主席。

蒋经国幼年接受传统教育，1916年入奉化武山小学，1922年入上海万竹高等小学，1925年到浦东新区中学读书，因参加“ 五卅运动 ”被学校开除。同年10月，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入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参加苏联红军，后来加入苏联共产党。在苏联期间，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相识并结婚。 1937年3月，蒋经国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老家读书。1938年1月，蒋经国前往江西南昌，先后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后又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总队长、赣州专员公署专员兼赣州区保安司令、防空司令、防护团团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等职，并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39年3月，蒋经国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结束后，于6月11日受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又兼任赣县区县长，直到1943年，蒋经国主政赣州市，推行“ 赣南新政 ”，取得一定的政绩。从1943年开始，蒋经国受命创办中央干校，并出任教育长一职，负责三青团和青年军的政治培训工作，得以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抗战结束后，蒋经国转而负责青年军复员工作。 1945年，蒋经国参与对苏联的交涉，并代表蒋介石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8年8月，他担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为整顿上海经济乱象发起“打虎”运动，但以失败告终。

1949年1月，随着中国国民党军队败退，蒋介石宣布下野，蒋经国陪同父亲回到奉化溪口老家；同年12月10日，蒋氏父子从成都市飞往台北市。撤台后，蒋经国先后奉蒋介石之命，重建军队政治工作系统和特务系统，同时参与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逐渐跻身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1954年11月，蒋经国出任“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 ”副主任，负责国民党退役官兵的安置工作，因此在军政两界积累大量声望。1969年蒋经国担任“行政副院长”，蒋介石急于为蒋经国接班铺路，在1972年将其扶正为“行政院长”。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次年11月，蒋经国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实际控制台湾地区的党军政大权。从1978年开始，蒋经国两次当选为第六任和第七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在任期间，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紧抓经济发展，提出“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的“三化”方针，缔造后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政治上，蒋经国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开放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宪政”局面。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病逝世，终年79岁。

当代学者汪朝光认为，蒋经国主政台湾后，能够把握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因利乘便，着重经济和社会建设，推动台湾省经济发展，成为“ 亚洲四小龙 ”之一，并基本完成了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蒋经国当政的后期，能够体察大势，开放大陆探亲，缓和两岸关系，解除戒严，革新政治，开启了台湾结束独裁威权统治的进程。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0年4月27日，蒋经国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区溪口镇。他的父亲是蒋介石，母亲是毛福梅。1916年3月，蒋经国进入溪口镇武山小学读书，拜周东为老师，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父亲蒋介石常年在外，但对儿子的教育很关心，拜托塾师对蒋经国严格教授。1921年7月，蒋经国在父亲的安排下，转入奉化县龙津学校就读。同年，蒋介石为了儿子的成长，决心让他到上海去求学。1922年3月，蒋经国告别母亲，离开家乡，从宁波市乘船来到上海市，进入上海市实验小学（今上海市实验小学），插班四年级读书。

1925年毕业后，蒋经国升入上海市浦东中学。同年5月，上海爆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和学生联合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民情激愤。蒋经国作为浦东中学的学生代表，先后四次参加示威活动，抵制洋货。蒋经国的行为，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最终把他开除学籍。蒋介石得知后，将儿子送往北平，托付给在北平办学的中国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让他就读于吴稚晖主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到了北京才三个月，蒋经国又因为参加学生会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示威，被警察逮捕，判处两个星期监禁，才在吴稚晖的保释下出狱。出狱后，他从天津市乘船前往广州市，随后面见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表达了想前往莫斯科留学的想法，最终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留学苏联

1925年10月，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将领之子冯洪国、于秀芝等，在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的率领下，从广州乘船出发前往苏联莫斯科。同年11月，抵达莫斯科后，蒋经国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校方为学生们取苏联名字，蒋经国由此有了俄文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лизаров）。在此期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先后担任学生俱乐部主席兼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大少共宣传部印刷委员、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等，对苏联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多次参与同校列夫·托洛茨基派激进学员的集会活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国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们惊愕不已，他们烧毁蒋介石肖像，贴出标语怒斥蒋介石的暴行。蒋经国陷入尴尬的困境，并发表声明指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在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后，他毅然宣布与父亲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同年6月，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随即参加苏联红军，被编入红军第一师。1928年9月，蒋经国进入苏联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不久，他被卷入“江浙同乡会”事件。“江浙同乡会”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蒋经国被诬陷为集团头目之一，遭到了苏联政治保卫部门的拘押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和团籍。该事件最终因调查无果，没有对蒋经国等人给予严厉处罚，后来经查此事为子虚乌有，蒋经国恢复了名誉。1929年12月，蒋经国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

1930年5月，经过三年的深造，他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来被分配到莫斯科郊区的狄纳莫电气厂实习，同时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进修。第二年冬天，他参加农村工作队，来到莫斯科郊区的石可夫村参加劳动锻炼。1932年10月，蒋经国回到莫斯科，又被分配到阿尔泰共和国的矿区从事繁重的工作。1933年3月，蒋经国被安排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先后担任申述信访部办事员、技工、第一机械厂车间副主任、机械厂厂报《重工业机械建设》报执行主编。蒋经国曾从暴徒手中拯救工厂女工芬娜·瓦赫列娃（中文名蒋方良），两人因而结缘，并于1935年3月登记结婚。1936年11月16日，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12月7日正式转为苏联共产党员，后来还当选为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市奥尔忠尼启则区的苏维埃代表。期间，蒋介石一直在为安排蒋经国回国而与苏联方面多次交涉。

主政赣南

1936年12月14日，蒋经国从报纸读到西安事变的新闻后，壮胆给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写信，正式提出回国的要求。不久，蒋经国被通知前往莫斯科，见到了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蒋廷黻的安排之下，1937年2月，斯大林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安排蒋经国带着家人及随身物品前往莫斯科，转达苏联政府同意让蒋经国回国的决定。3月25日，蒋经国办妥回国手续，乘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改乘海轮，直抵上海市。随后，蒋介石派人将蒋经国接到杭州市居住，父子团聚。由于蒋经国中文荒疏，文言文水平极差，蒋介石要求他回溪口老家读古书，练习汉字。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经国难以在老家溪口安心读书了。1938年1月，蒋介石安排蒋经国和妻儿迁往江西南昌居住。不久，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后来又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总队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同年7月，在父亲蒋介石的召唤下前往武汉，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39年3月，日军逼近南昌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令新兵督练处迁至赣州市。蒋经国本人则被调往重庆市，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二期受训。训练结束后，蒋经国受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后又兼任赣县区县长、广州市伤兵管理分处少将处长等职。

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在当地除暴安良，扫除社会不良习气，严禁烟赌娼。1940年1月27日，蒋经国邀请各界人士举行春节座谈会，提出“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州市 ”的主张，计划在三年内达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五有”目标。4月中旬，蒋经国分别召集地方士绅、县府公务员及各区区长、新闻界人士、农业机关负责人等举行座谈，提出三年建设计划，宣传“建设新赣南”的理想。此外，蒋经国对商业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成立“平价委员会”，惩办不良商人，平抑物价。1943年8月，蒋经国又提出五年建设计划，在行政会议上还通过“各县各级学校普遍实施公费入学”、“成立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推行人民义务劳动力”及“耕者有其田”等提案。但是1943年底，蒋经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重庆，他“建设新赣南”的计划也随之走到尽头。

重庆练兵

蒋经国在赣州市主政期间，培养了一批得力干部。早在1939年，蒋经国就担任三青团江西支团干事长，随即筹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此外还举办各种学习班、训练班、讲习会。1943年3月，蒋经国率领江西省代表团参加三青团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在会上提议扩大干部训练班，成立青年干部学校，大量培养青年干部。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有意让蒋经国的工作重点转向青年培训。在蒋介石侍从室人员李维果的建议下，会议拟任命蒋经国被为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7月5日，蒋经国上书蒋介石提出创办中央干校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中央干校筹备委员会成立，蒋经国担任主任委员。同年12月，蒋经国正式就任教育长一职，从赣州市来到重庆，开始中央干校筹备工作。1944年5月，中央干校在重庆浮图关正式成立。蒋经国全力以赴，招聘教师、安排课程、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成绩考核等等，全都身体力行。9月，蒋经国从赣州又带了一批干部到重庆市，在中央干校又办起了转修部，招收高中学历的青年入学，专门训练各部门的专业干部。这些学员后来进入三青团或者青年军，成为蒋经国手底下的重要干部，被称为“中央干校系”。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1944年10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青从军。半年时间，应征入伍的青年达到十二万人，经过甄别后，最终有八万六千多人实际报到入营，被编成九个师，称为青年远征军，陈诚担任总司令，蒋经国出任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吸收苏联的建军经验，对青年远征军强化思想训练。蒋经国实际成为青年军的指挥者，后来在军队中形成了一个拥戴他的“青年军系”。抗战结束后，组建青年军的必要性不复存在，大批青年军面临复员。1946年2月，蒋介石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陈诚任主任委员，蒋经国任副主任委员。同年4月，青年军复员委员会改名为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后又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担任局长，他又特设青年军管训处，继续管理分部在各地的青年军复员军人。

对苏交涉

1945年6月，蒋经国辞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随同中国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苏联，与约瑟夫·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过五次会谈，蒋经国至少出席了其中两次。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蒋经国与斯大林举行过一次单独密谈。7月8日，蒋经国在《上父亲函》中汇报当日与苏方会谈结果，其中包括两点：其一，苏方认为斯大林坚持外蒙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其二，协定成立后，苏方决将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巩固其政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接收东北地区，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蒋经国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1945年10月10日，熊式辉与蒋经国离开重庆市北上抵达长春市。此前美国军队于9月13日在中国青岛登陆，引起苏联警惕。蒋经国提出，准许中国国民党军队由旅顺、大连市登陆并接收东北，苏联以大连是商港、旅顺为自由贸易港为借口拒绝其要求。进驻东北的苏联军队总司令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建议国民党军队在葫芦岛市登陆，但当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开到葫芦岛时，中共军队也已占领该岛。马林诺夫斯基答应国民党官员接管各地地方政府，蒋经国请求苏联准予借用汽车、飞机，遭到拒绝。关于东北地区问题的外交周旋毫无进展，让蒋经国痛苦不堪。

得知蒋经国与苏联的交涉并不顺利，蒋介石不得不召集国民党高层商量对策。12月初，蒋经国在长春市与苏联代表马利诺夫斯基等人继续开展会谈，双方达成谅解，并确认了接收东北的计划，以及苏联军队撤退的时间。1945年12月25日，蒋经国再次作为蒋介石的个人代表，前往莫斯科与约瑟夫·斯大林就东北问题进行面谈。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3日，蒋经国与斯大林先后进行两轮面谈，分别讨论国共、中美、中苏关系、东北地区问题、以及对蒋介石在国内施行政策的评价等话题。蒋经国回到重庆市后，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双方会谈的经过。然而，蒋经国争取与苏联和解、合作的主张引起中国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抨击。1946年2月2日，在CC派的策划、鼓动下，全国若干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反苏”大游行。1946年5月，蒋介石拒绝约瑟夫·斯大林邀请其访问苏联的请求，标志着此前蒋经国与斯大林会谈取得的共识或成果不复存在。

整顿上海

蒋经国从东北归来不久，又把精力放在了团务工作和青年培训上，以扩大自己在青年中的影响力。1947年9月，蒋介石宣布对三青团改组，实行党团合并，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但是失去了三青团的地盘，难有作为。1948年1月，蒋经国在蒋介石的首肯下，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培训班”，集训大批三青团的干部，以及部分青年军复员人员。1948年4月，蒋经国秘密组建“铁血救国会”和“中正学社”，继续培植个人势力，为他在后来上海“打虎”奠定基础。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国统区内物价飞涨，商业凋敝，经济混乱，加之中国国民党内部腐败横行，蒋介石为此头痛不已，责令财政部长王云五拟定币制改革方案。

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加强经济管控，严厉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商人，将全国各地物价冻结在8月19日，史称“8·19防线”。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监督执行国民政府公布的《财政紧急处分令》。蒋经国决心“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 ”。8月20日，蒋经国赶往上海市，在上海中央银行设立办公处，随即将安徽合肥第二建大队和唐山市第六戡建大队调往上海，作为自己在上海“打虎”的骨干力量，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并在记者会上立下“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豪言。与此同时，他给上海的商人下达最后通牒，规劝商界配合经济管制。8月28日，蒋经国逮捕不良商人陶启明、杜维屏。陶启明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机要秘书，杜维屏是青帮头目杜月笙之子。此后，不良商人张亚民、戚再玉、戴铭礼、王春哲等也被捕，上海市的物价趋于稳定，“打虎”行动初见成效。

与此同时，投机商人在本地官员的暗中支持下借口减工，收买无业游民抢购日用品，造成货品短缺，物价随即重新波动，上海市民纷纷加入抢购风潮。9月30日，蒋经国召集上海工商业代表开会，杜月笙要求蒋查处“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公司。10月7日，蒋经国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扬子公司被查，扬子公司董事长孔令侃（孔祥熙长子）向宋美龄哭诉。在宋美龄的干涉下，蒋介石亲自来上海市，面渝蒋经国。最终，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在象征性地交出了6000万美元的保证金后，被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消息一出，上海物价急剧波动，经济管制顿时陷入僵局。10月31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允许自由运销，上海的市场限价随之放开，蒋经国以铁腕维持了七十多天的“8·19防线”土崩瓦解，翁文灏内阁倒台，蒋经国辞去经济督导员的职务。

撤往台湾

1948年底，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遭遇惨败，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失效，社会动荡不安。风雨飘摇之际，桂系李宗仁逼迫蒋介石下野，试图与中共方面和谈，以缓和局势。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开始谋划迁台事宜。12月29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任委员，但蒋经国并未到台湾上任。蒋经国的秘密任务，是协助国家银行行长俞鸿钧等人将存在上海市的国库黄金运往台湾。按照国民党当局的官方数字显示，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底，国民党前后运往台湾的国库黄金总计达2949970.279两，蒋经国在运送黄金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这部分黄金为中国国民党迁台后的经济稳定和台湾本地的经济建设，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第二天，蒋经国陪同父亲蒋介石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蒋经国在溪口停留93天，始终伴随蒋介石左右，负责陪同蒋介石走亲访友、游览山水，执行各种使命，并接送各路前来拜会蒋介石的党政军要员。4月24日，蒋经国安排妻子、儿女等飞往台湾。随后，蒋氏父子乘船前往上海市，视察战况，督促紧急处置黄金及物资等疏散事宜。5月26日，蒋氏父子一同飞抵高雄市。蒋介石迁台后，仍牵挂大陆战事，自1949年7月初到12月底，蒋介石前后有12次前往大陆，所到之处有福州市、厦门市、广州、定海、重庆市、成都市、昆明市等地，接见军政要人，举行军政会议，蒋经国形影不离地跟随身旁，直到1949年12月10日，蒋氏父子最终从重庆凤凰山机场撤离，经海南岛，返回台北。

渐次掌权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但实际上仍旧掌握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期间，蒋经国就党政干部的组训和任用，向蒋介石提出许多建议，涉及重建国民党组织、台湾省行政主管和干部任免、整合情报特务机构等党、政、军、特各方面，其中许多被蒋介石采纳。早在1949年年中，蒋介石就指定蒋经国与陈立夫、陈诚等人负责拟就《本党改造方案》，随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非常委员会”，并通过《本党改造案》与《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同年8月，蒋介石在台北草山设置总裁办公室，下设九组一会，其中第一组分掌党务政治及党政关系事项，以谷正纲为组长，蒋经国为副组长，蒋经国具体负责操纵国民党改造运动。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职，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他的工作重点是重新建立军队的政治工作，以加强对军队的整顿和控制。为了革除积弊，整顿队伍，蒋经国对军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同年7月，蒋介石根据《本党改造案》成立陈诚、蒋经国等16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排除中国国民党元老并打击CC系，国民党党务由CC系转向蒋经国主导。蒋经国逐步掌权后，国民党又经过两年又三个月的改造，削弱了CC派、财经系、政学系、黄埔系等派系势力，在强化蒋介石独裁权力同时，蒋经国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逐渐与陈诚跻身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

国民党败退台湾，“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中统”两大特务系统随之覆灭，蒋介石筹谋在台湾重建特务机构，把整合情报特务系统的重任交给蒋经国。在1950年3月复行视事后，蒋介石建立“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交由蒋经国负责。蒋经国随即开始整顿台湾情报系统，将原中统情报人员编入改造委员会中央第六组，原军统改组为“国防情报局”。新的情报特务机构定期向“总政治部”，以及后来组建的“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整合后的情报机构在蒋经国的指挥下，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插手台湾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侦查破获中共地下活动案件。无论中共地下党员、异议分子或“台独”分子，往往不经司法程序，直接送军法处理。自1949年至1987年官方宣布抓捕人数29407人，枪毙者约4500人，其中大量进步人士和无辜知识分子蒙冤。

1952年4月，为了加强对青年的领导组织工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蒋经国筹备组织“救国团”。同年10月31日，“救国团”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蒋经国则出任总团部主任。“救国团”致力于培养青年干部，在大中院校中对学生进行军训，并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救国团”加强对青年群体控制的同时，也为台湾青年政治精英建立了一条进入党政系统的便捷管道，构筑了蒋经国个人的政治班底。1949年前后，共有60多万国民党官兵撤退至台湾，退役官兵的安置问题逐渐浮上水面。1954年11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简称“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 ”）副主任，实际负责退役官兵的安置工作。

逐步接班

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蒋介石就开始让蒋经国先后插手党、政、军、团各项事务，完成在各重要部门历练，蒋经国先后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退辅会”主任委员及“国防部”副部长，培植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蒋介石先后逼走陈立夫，驱逐吴国祯，囚禁孙立人，撤换陈诚 “行政院长”职务，禁锢次子蒋纬国仕途等，都是在为蒋经国的接班扫除障碍。蒋经国也没有辜负蒋介石的厚望，从1950年开始介入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在台湾重建特务系统，主管情报工作，接着创办“救国团”，培训青年干部，安置老兵等事宜，无不处理得有声有色，让蒋介石感到很满意。1954年9月，蒋经国调离总政治部（由其副手张毅鼎接替主任）后，调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次年2月，他到大陈岛执行“金刚计划”，组织军民撤退到金门县。随后，蒋经国又创办“荣民医院”“荣民之家”、农场和工厂等数十个附属事业机构，解决退役官兵就业、就医、就养、就学等问题，为自己在军政两界积累了大量的声望。

1956年5月，蒋经国转为“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随后又承担中部横贯公路的钻探建设工作。1958年7月，蒋经国当选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同年解放军炮击大小金门岛，蒋经国亲自前往金门、马祖等一线巡视，得到前线官兵认可与拥护。1963年9月，蒋经国以“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份访美，受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接见。1964年3月，蒋经国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辅佐“部长”俞大维，正式介入台湾地区的军务，随即在军中开展“勿忘在莒”运动。1965年1月，蒋介石正式颁布命令，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长”，使其实际掌握台湾军权，为权力交接奠定基础。两年后，蒋经国出任“安全会议”秘书长兼“安委会”主任委员。

1969年3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多为新生代干部，又大都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同年6月，严家淦在“行政院”改组时，任命蒋经国为“行政副院长”，主持“财政经济金融会报”，负担起政军财文的重任。9月16日，蒋介石回阳明山官邸的路上出车祸，虽未造成身体的严重损伤，但因其年岁已高，连病带惊，此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蒋介石在病中写下遗嘱，要求以严家淦继任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执掌军政实权。1972年5月20日，蒋介石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同年6月，蒋经国正式就任“行政院长”。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1976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推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严家淦继任台湾当局领导人，不掌实权，蒋经国身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与“行政院长”之职，实际控制台湾地区的党军政大权，人称“蒋严体制”，持续约三年时间。1977年12月，严家淦请辞台湾当局领导人。1978年1月，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会议，会议决议，建议提名蒋经国为台湾地区第六任领导人。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六次会议在台北市召开，蒋经国高票当选为第六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谢东闵当选为第六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并于1978年5月20日正式就任。蒋经国上台后，随即着手组建“行政院”执政班子，提名孙运璇出任“行政院长”。此后在孙运璇的辅佐下，蒋经国紧抓经济，提出“十二项建设”计划，涵盖农业现代化、城镇开发和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历时六年完成。

主政台湾

蒋经国上台不久，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即将走向终结。从1970年初加拿大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再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在西方世界引起“外交”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978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电视上宣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天夜里，当美国“大使”把这一消息告知蒋经国，他当场表示“强烈抗议”。为了应对美台“断交”的严峻形势，蒋经国被迫采取紧急措施，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美国与台湾当局就此事产生争执，双方先后经过两次会谈，最终在1979年4月，卡特签署了参众议院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以" 国内法 "的形式来确保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特殊关系。

自中国国民党迁台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紧张敌对状态。中美建交，为海峡两岸关系走向缓和提供了契机。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主导下，大陆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口号。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率先向台湾当局提出了商讨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两岸三通”（通邮、通航、通商），扩大两岸交流的建议。1981年4月，蒋经国在国民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连任主席。同年10月，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经国再次表示和谈是战争的另一种手段，国共两党没有和谈的可能。蒋经国始终秉持蒋介石的遗志，对大陆的友好态度回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 三不政策 ”，令国人叹息。

1984年3月，“国民大会”一届七次会议召开，蒋经国再次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当选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不久，蒋经国任命俞国华为“行政院长”，又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班主任兼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经国主政台湾后，一直在积极谋求推行“宪政”，推进经济发展。同年11月，蒋经国主持财经会议，对于“行政院”此前提出的“三中心一区”（即世界贸易中心，仓储和转运中心、海外金融服务中心和综合自由贸易区），要求妥慎拟定未来建设计划，把“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作为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三化”方针的贯彻，使得台湾经济逐渐走向全面转型，促进了新的发展。

随着大陆“ 改革开放 ”政策取得的成就传扬到海外，台湾民众民心思变，要求当局改变僵化的“ 三不政策 ”。从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再到波及万家的“十信弊案”，以及1986年5月发生的“华航事件”，都让台湾民众对“三不政策”感到不满。舆论导向下，蒋经国在1986年3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以党的革新来带动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不久，中常委推选严家淦等十二人组成“革新小组”，“革新小组”随即正式提出六项议题，即“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治化”、“革新党务”、调整各项政策。同年10月，蒋经国主场中常会，一致通过十二位中常委设计的两项政治革新议案，即解除台湾地区戒严令、取消党禁。两项议案的通过，打破了台湾地区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宪政”局面。

此外，蒋经国又在1987年5月让英文秘书马英九等人研究提出开放大陆探亲可行性方案，并于同年10月15日宣布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结束两岸人员禁止交往的历史。1987年11月，蒋经国接受台湾《天下》和《远见》杂志的采访，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骤然病逝

蒋经国很早就被发现患有Ⅱ型糖尿病，由于饮食的失控，病情到了七十年代就有恶化的倾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日益严重，导致身体明显衰退，脸部浮肿，行动不便，左眼视网膜出血等并发症状。1982年2月，蒋经国因眼部开刀手术，此后为控制眼睛内部发炎而服用类胆固醇，又对胃部造成伤害，导致经常出现呕吐。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他的病情更加恶化，长期的糖尿病影响末梢神经，造成行动不便。在儿子蒋孝勇的劝说下，蒋经国这才同意坐轮椅出席公开活动，到了后来就再也离不开轮椅了。1988年1月13日上午，蒋经国感到身体不适，出现恶心想吐的现象；到了下午1时55分，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经过医疗手术抢救无效，当天下午3时55分，蒋经国逝世。

施政举措

政治

蒋经国执政后期，伴随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解除戒严体制，废除党禁、报禁，回归民主“宪政”。由于公权力腐败滥用，台湾社会的公信力日益破损，民众认同危机的根源是中国国民党政权僵化、保守的政治制度，已不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民众主张在现行体制内，逐渐推进政治变革，减少负面影响。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台湾当局统治的命运，蒋经国在1986年初，就开始让一些中枢要员筹谋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蒋经国在同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迈向胜利的新历程》致辞，又在会后提出：“不断地自我检讨，发掘缺点，并以魄力，担当和勇气面对现实，作必要的改革。”蒋经国晚年强推政治革新，主要集中为：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探亲以及开放报禁。

开放党禁

自中国国民党迁台以来，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党外势力”就一直存在，但受限于党禁政策，不能另行组党。1960年，雷震等人因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而获罪入狱。1979年12月，台湾《美丽岛》杂志聚集民众游行示威，遭到当局镇压，逮捕多人，由此酿成“美丽岛事件”，也与党禁政策有关。《美丽岛》事件扩大了“党外势力”的政治影响，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获得社会进一步认识，舆论呼吁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党禁未解除之时，突然宣布建党成立。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10月7日，蒋经国宣布，民进党如果符合承认“宪法”、“反共”、不得从事“台独”运动的三个条件，国民党将容许其成立，即默认了民进党成立的事实。1987年7月，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戒严，党禁也由此解除，开启往后台湾政党轮替的民主政治。

解除戒严

所谓“解除戒严”，是指解除《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它是台湾全省处于“战时动员状态”时颁布实施的一种军事戒严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台湾人民的各种正常权利受到限制。在1986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就通过“解除戒严”的提案，但是要先制定“国安法”的实施细则，解除戒严才能实现。“行政院” 有关部门为制定这部法令，反复研究商讨，迁延时日，引起台湾民众不满，甚至引发示威游行。1987年7月，“行政院”再一次开会讨论“国安法”，没有通过。蒋经国闻讯立即召来“行政院长” 俞国华，要他马上把“国安法”实施细则和“解严案”通过，并表示“绝不准拖延”。俞国华只得遵令，在当天召开了第二次院会，完成程序。7月14日，蒋经国签署命令，宣布即日起台湾地区解除戒严。至此，在台湾实行了38年之久的戒严令正式被解除，台湾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

开放探亲

1949年前后，有二百万之众的大陆人来到台湾。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1964年去世前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句，引发上百万大陆籍人士的认亲归宗的思潮。到1987年，一些退伍老兵和国民党老人纷纷自发组织各种自救团体，向当局发出返乡探亲的呼吁。对民情颇为体察的蒋经国，意识到开放台湾省民众赴大陆探亲已是势在必行。同年10月，在蒋经国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会议，通过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议案。“内政部长”吴伯雄宣布，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均可于11月2日起向红十字会登记赴大陆探亲。台湾各地随之出现探亲热，并迅速兴起观光热、考察热、通商热等。大陆也相应出现台湾热，两岸关系迅速升温，隔绝近四十年的海峡两岸终于走向缓和与交流。

开放报禁

中国国民党当局实施报禁的法律根据是《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1987年2月5日，蒋经国授意“行政院长” 俞国华指示新闻局，研究并制订办法，开放报禁。12月1日，新闻局宣布，自1988年1月1日起，解除报禁。根据报业同行的协议，报纸每日出版的张数上限为对开6大张，下限为对开1大张。解除报禁、增加版面、取消民众办报的限制，给言论自由带来新的空间。民众可以自由表达言论，思想得到解放。

经济

台湾地区的经济从1953年开始，陆续实施了五期的“四年计划”，完成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工业生产向现代化的转变。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主持制订了1973年到1976年的第六个四年计划，重点是促进重工业发展。

然而由于基础建设落后，加上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使台湾经济遭遇困难。1973年12月，蒋经国宣布在五年内完成九大建设，包括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花莲县到苏澳的北回线、台中港、苏澳港、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核能发电厂、高雄钢铁厂、高雄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1974年9月，蒋经国又提出建设核能发电厂，以上共十项建设。由于“ 十大建设 ”所需经费庞大，可能拖垮财政，因此这一决策受到中国国民党内外许多人的质疑。在巨大压力下，蒋经国提出“今天不做，明天将会后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十大建设”完成。到1978年“十大建设”陆续竣工，为往后经济发展奠定稳固基础，带动工业发达和商业进步的繁荣景象，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台湾经济奇迹。

为求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开发，蒋经国在1978年决定开展十二项建设，其中一部分是“十项建设”的延续与开发，一部分是新开发的工程项目。十二项建设包括完成台湾环岛铁路网，新建三条东西横贯公路，延长高速公路到屏东市，扩建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工程，继续兴建核能发电厂，完成台中港第二、三期工程，开发新市镇，加速改善重要农田排水系统，修建海堤及河堤工程、拓建由屏东至鹅鼻道路为四星高级公路，促进农业全面机械化，每一县市建立文化中心。十二项建设规模宏大，而且涵盖农业现代化、城镇开发和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总投资达超过78亿美元。十二项建历时近六年，到1984年才宣告完成，使台湾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得益于蒋经国执政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台湾经济进入高速稳定发展阶段，成为具有代表性的“ 亚洲四小龙 ”之一。

“外交”

蒋介石逝世后，为摆脱“外交”上的困境，蒋经国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政策，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施“草根外交”和“实质外交”。“草根外交”指台湾当局努力加强与美国各州和联邦参众议员的关系，通过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与美国各州之间建立“姊妹市”“姊妹会”，邀请许多美国州长、议会领导人访台。“实质外交”指台湾当局采取变通方式，以各种名义派驻相关人员，以维系与当地国之间的实质关系，及处理经济、贸易、文化、旅游等事务。此外，台湾当局虽然退出联合国，但仍保留了不少国际组织的会员身份，如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同时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加各种民间国际组织会议和活动，以加强国际合作，拓展对外关系。

人物评价

当代学者严如平在其所著《蒋经国传》中评价：蒋经国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生波澜起伏，他大多数岁月听命于蒋介石，为了维持中国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而不遗余力。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台湾发展经济、惠及民生，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取消报禁，开放赴大陆探亲，开创了“宪政民主”的局面。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评：蒋经国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对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近代历史学家曹聚仁在《蒋经国论》中评价：蒋经国具有悲剧性格，优柔寡断，不擅长居敬存诚的传统道德观念，也不善于权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官僚主义产生了融合。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评价认为，蒋经国是中国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代表，对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进行了限制，对他的政治手段表示批评。

当代学者汪朝光在《蒋经国传》一书序言中评价：蒋经国实际在台湾主政之后，能够把握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因利乘便，着重经济和社会建设，推动台湾经济发展，成为“ 亚洲四小龙 ”之一，并基本完成了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蒋经国当政的后期，能够体察大势，开放大陆探亲，缓和两岸关系，解除戒严，革新政治，开启了台湾结束独裁威权统治的进程。

主要著述

人物关系

后世纪念

蒋经国故居

蒋氏故居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为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出生地，蒋经国自苏联返回国内后的1937年到1939年期间居住于小洋房。

留东同学会会址位于江苏省玄武区玄武湖公园翠洲南部的翠虹厅，1935年由留东同学会（留日陆海空军同学会）会员筹资兴建作为会址，曾为蒋经国住宅，现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赣州市蒋经国旧居位于江西章贡区建国路，蒋经国自1939年到1945年期间，曾长期在这里居住。故居是1940年蒋经国主持兴建的仿俄式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为170多平方米，平面呈"凸"字形，鱼鳞板墙，板瓦屋面，该建筑保存完好，现为赣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市逸村2号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1610弄2号，上海图书馆对面，蒋经国在1948年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期间，曾在这里居住，现为私人住宅，不对外开放，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受到保护。

杭州市蒋经国旧居位于浙江杭州市西湖区石山南麓石函路6号，建筑始建于1931年，占地约400平方米，由主副两栋楼组成，是西式砖木别墅，紧邻西湖。蒋经国曾于1948年10月至11月期间，携妻儿来杭州在此暂住一个月。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台北市七海寓所位于中国台湾台北市圆山附近的大直北安路，是蒋经国官邸，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依山而建，是一座两层高的钢筋混凝土小楼，楼前有圆形回车花圃。因官邸警卫室代号为“七海”，所以称为“七海寓所”。蒋经国从1969年搬到这里，居住了约20年，一直到1988年去世。

蒋经国纪念馆

桃园市蒋经国纪念馆位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复兴路一段1097号，原先是大溪游客中心，2012年整顿后重新设立为蒋经国纪念馆，并结合大溪陵寝、复兴宾馆、慈湖陵寝、慈湖纪念雕塑公园等地标规划为两蒋文化园区。

金门县蒋经国纪念馆位于福建泉州市金门县金宁乡的金门国家公园，1989年为纪念蒋经国长期关怀金门县发展修建，白墙红瓦，为传统四合院式建筑，其内展示了蒋经国历次巡视金门之文物照片等，以及个人的言论着作，包括他使用过的器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