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军，著名电影人，曾任职于 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是全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电影院线之一。他积极拓展其他业务，策划投资制作电影，如《 画皮 》、《 叶问 》、《 集结号 》、《 甲方乙方 》、《 不见不散 》、《 没完没了 》、《 背起爸爸上学 》、《 离开雷锋的日子 》等。
个人经历
年轻时，高军在内蒙 生产建设兵团 插队 ，每天放马、放羊、种地。那时候文化匮乏 ，唯一的娱乐就是隔 周看 一场电影。“但是设备老化，银幕时明时暗，”高军回忆，这事成了他当年心里最大的懊恼。
1971年，高军结识了 斯琴高娃 。当时，斯琴高娃从内蒙歌舞团解散下放到高军的连队，和他同在一个宣传队里。斯琴高娃是报幕员兼歌舞演员，高军是男生独唱。两人因为都热爱电影，很快成为了朋友。
一次，连队放映罗马尼亚电影《 多瑙河之波 》。斯琴高娃特别喜欢里面演 安娜 的女演员。她偷偷对高军说，要是能回城，她一定要当演员演电影去。高军也不甘示弱地表示，他要是回 北京 ，就去放电影。
30年后， 斯琴高娃 已是一代影后，而高军虽然没直接放电影，却也在电影策划圈里赫赫有名。一次两人碰面，提起30年前的往事，都觉得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力。
高军后来考入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在此之前，他在106 无轨电车 做过售票员，在木材公司做过工会干事。从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 毕业，高军来到当时的 北京市 电影公司，做了业内刊物《北京影坛》的记者。从1990年开始做电影的策划、宣传和商业运作。
“看《满汉全席》，品京华茶叶”
20多年前的情形是怎样的？高军说，当时他一年的宣传资金只有18万，平均下来每月1万5。“这些钱除了够在报纸中缝里做几篇小文章，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1995年，高军接手了 徐克 导演的电影《 金玉满堂 》。当时大家预测不做广告票房收入会是100万元左右，而高军想实现200万元的票房，就需要4万元的广告费，可谁也拿不出这笔钱。
当时，社会上正在流行全民经商，“造 导弹 的不如卖 茶叶蛋 的”。高军灵机一动：能不能走电影和企业广告结合的路子呢？
于是高军做了一个文字策划方案，拿给一家茶叶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正要推出一款新品茶叶。高军的基本构想是中国人吃了好饭要喝好茶，于是就有了“看《满汉全席》，品某某茶叶”的广告语。老板一看很高兴，立刻拍板给了4万元现金。唯一的两个要求就是，电影海报上要印上“某某茶叶预祝《 金玉满堂 》映出成功”的“企业冠名”，还要在电影院门口设立兑奖点，每卖一张电影票，送一袋茶叶。
《满汉全席》在北京拿到了300多万的票房，商家的茶叶销量也一下翻了3番，高军亦成为 中影股份 商业运作的第一人。“我觉得电影和企业合作一定要有契机，要么是文化契机要么是商业契机，”高军说，“是《满汉全席》让我想明白了这件事。”
就在高军为每年只有18万的宣传资金苦恼的时候， 北京市 的电影票房也不过区区3000万——全国排名 倒数 第六。正是随着广告投入、影院建设以及电影商业化的深入，中国的票房才开始迅速增长。
2008年北京市的电影票房达到5个亿。在15年里，增加了将近17倍。高军说，这一切都是电影商业化进程带来的结果。
首映权拍卖
《满汉全席》之后，高军想有新的尝试。正好 叶大鹰 拍的《 红樱桃 》被拿到 武夷山市 参加中国南方省市电影公司交易会，因为 俄语 和 德语 对白太多，制作成本高达1700万的片子竟然找不到一家买主。
片子到了高军手里。看完后，高军告诉叶大鹰，片子是好片子，一定能卖出去，但要用特殊的商业化手段发行，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热点把片子“托起来”。
高军采取了首映权拍卖的方式。当时国内还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高军便向中都拍卖行的一个朋友咨询了拍卖流程，自任拍卖师，在办公大厦3楼举行拍卖会。在拍卖之前，他全然不提拍卖的事，先请各大影院的经理看片子，看完片子以后才宣布拍卖电影9天的首映权，起价8万。
全北京影院的经理一看，高军把全市100多个媒体都请过来了，仅在前台拍摄影院经理举牌场面的就有40多台摄像机——因为电影拍卖，还是没有过的事。
高军说，其实当时他也捏了把汗。所有经理开始举牌，举到40万，很多经理都不敢再举，只剩下两个女经理在较劲。最终举到52万时，其中一家感觉9天内实在完不成这个数字，不敢再加价了。
就这样，电影的首映权第一次被拍卖出去了。高军说，由于担心失败，直到一锤定音后， 叶大鹰 才从旁边的屋子走进来。当他和叶大鹰 握手 的时候，发现叶大鹰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电影拍卖成为轰动一时的 社会新闻 ，最终9天收了88.8万。在庆功会上，电影局副局长问：“你们这数字太巧了，有没有杜撰？”影院的经理表示一点没有杜撰，1200多座的场子，场场爆满。最终，《 红樱桃 》在全国拿下了6000万的票房。
打造中国贺岁档期
《红樱桃》的大卖，让高军声名鹊起。他先后参加过很多场拍卖会，都是要他介绍 北京 拍卖经验的。“电影首映权拍卖”的方式由此铺开。但高军意识到还应该有更创新的商业化手段。于是，他开始研究中国电影市场的档期问题。
高军最早受到的启发，来自 成龙 的 贺岁片 。1995年 春节 ，国内引进成龙的《 红番区 》。在此之前，影院 除夕 、初一、初二都放假，即便不放假也没人来看电影。《红番区》上映时，院线员工都心生怀疑不愿开工。但最终的结果表明，这部电影票房上亿，成了春节文化消费的一景。
到了1997年，高军觉得， 香港特别行政区 能拍出自己的贺岁片，内地也完全能做内地自己的贺岁片。高军开始与 紫禁城影业 老板 张和平 一起策划做内地的贺岁片。当时有几个方案，最主要的是要选择一个成熟的电视剧导演，因为电视剧在国内喜闻乐见。高军说，当时的人选是 郑晓龙 、 冯小刚 和 赵宝刚 ，看谁更符合中国喜剧的要求，最后冯小刚的剧本《 好梦一日游 》脱颖而出，这就是后来的《 甲方乙方 》。
《甲方乙方》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它改变了过去国有制片厂的制作模式，所有主创人员都采用捆绑制方式，报酬和票房挂钩。“所以开始时，冯小刚一分钱没拿，”高军说，“片子赚了再拿钱，没赚，就没钱，赚得多，就拿得多。”
当时 葛优 已是成名演员，他拿了60万的片酬。这是因为葛优已经拍了《 活着 》，片酬就是60万。高军说，其实在《活着》之前，葛优的片酬没有超过10万。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活着》是 张艺谋 把葛优推荐给外国投资方的。在饭桌上谈片酬时，张艺谋不便当着投资方的面，告诉葛优片方给他准备了多少片酬，但暗中透露给葛优，片方已经决定给你演了，现在就谈片酬，你就放胆要吧。
葛优听出了这个意思，一咬牙说60万，片方马上同意签约。事后，张艺谋对 葛优 说：“优子，你知道片方给你准备了多少钱？300万。”
在拍《 甲方乙方 》的时候，高军和葛优则是敞开来谈的。3个选择：60万可以一分不拿，参加后期分账；也可以都拿走不参与分账；也可以拿一部分留一部分来分账。高军说，当时葛优比较保守，决定拿走50万，留10万分账。到后来，葛优一共拿了75万的片酬， 冯小刚 拿了110多万。高军说：“谁让他没有参与捆绑呢。”
在打造中国贺岁档期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高军说：“冯小刚对《甲方乙方》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他们家孩子。”
样片拍好后，高军请来了全国200多家影院的经理看片。在放片之前，冯小刚还没来得及吃饭，高军就让人买来包子，和冯小刚一起吃。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片子放出来声画不对位。大家捏着包子跑进放映厅一看， 葛优 说话的时候，画面没有声音，可嘴一闭上，声音就出来了。高军说， 冯小刚 当时“哇”地一声就哭了，没嚼完的韭菜馅喷了一地。
“小刚，别哭，”高军一边安慰冯小刚一边给 北京电影制片厂 打电话，联系那里善于使用双机的放映员，然后开车把所有影院经理送到北影厂。高军记得，影片结束后，影院经理全体起立鼓掌3分钟，冯小刚这才破涕为笑，可见他对此片的重视程度。
400万投资的《 甲方乙方 》创造了 中影股份 的奇迹：一部影片在一个城市就将成本全部拿回，其他城市的票房纯属赢利。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贺岁档期。第二年， 紫禁城影业 公司继续投资了《 不见不散 》，第三年又拍了《 没完没了 》。如今，贺岁档已经发展成最为稳定、成熟的档期了。2008年的贺岁档票房已经达到9亿元，超过了全年总票房的1/5。
到了2002年，中国电影贺岁档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张艺谋 的《 英雄 》本没有打算贺岁，之前他做过 贺岁片 ，惨败。而到了《英雄》，所有机缘都凑在一起： 冯小刚 没做贺岁片，而张艺谋联系的多位大腕恰好都有档期，加上耗资300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于是结果出乎意料，票房2.5亿——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冯小刚当时的票房最多是四五千万)。
高军评价道：“《英雄》有两个贡献，第一是探测了电影市场贺岁档的票房到底有多深；第二是拓宽了中国贺岁片的概念，并不只有喜剧，古装 动作片 同样可以。”
从2002年到2008年，贺岁档的票房递增明显。2008年票房9亿，2009年有可能达到12亿，增长幅度高达30%。“
这证明了一句话， 中国电影 的票房增长，是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商业化运作一路走来的，”高军说。
任职
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院线副总经理 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年导演联盟）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