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勉，农史学家，图书馆管理专家。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农史进行研究，发表论文。1941年兼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管，即着意搜集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农业历史文献。1978年创立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并创办由 中国农业出版社 发行的《农史研究》学术期刊。1989 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出版后，为中国农业百花园增添新的春色，获国家有关部门的多种奖项。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农史学家。
简介
梁家勉，农史学家。广东广州人。 中山大学 肄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贺县中学、 信都县 中学任教。1941年后，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管馆员、曲江九龄农学院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 华南农业大学 图书馆馆，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主任， 广东省 图书馆学会第二、三届会长，广东省农史研究会第一届会长， 中国图书馆学会 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我国农业历史遗产的发掘、整理工作，对《 南方草木状 》、《 齐民要术 》有深入的研究。撰有《〈诗经〉之生物学研究发凡》、《中国梯田考》、《逐步丰富的祖国农业学术遗产》等九十余篇论文。 有《徐光启年谱》，校勘并简释《 全芳备祖 》。
生平简介
1908年4月25日出生于 南海区 亭冈村（今广州 石井镇 ）。幼年受其 伯父 梁秉星（甲午科 进士 副榜）的熏陶，并读了7年私塾，在业师张子沂、胡柳门等宿儒的影响下，自幼便对中国古籍和国故领悟甚深。1923-1926年因故辍学期间，曾阅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东塾读书记 》等目录学著作，又加深了对中国古籍概况和学术源流的认识，培养了阅读和研究古籍的兴趣。1926年考入 广东省 立第一中学（今 广东广雅中学 前身），在 梁漱溟 、黄庆、罗干青等老师的教授和影响下，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在 高中 三年级时，他听了梁漱溟校长考察江浙乡村教育的报告，读了 陶行知 关于乡村教育的论著，燃起了“要为农村服务的热情”，并下了要学习农科的决心。
1929年秋进入 中山大学 农科，学习 园艺 和农艺。由于他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喜爱，很自然地便对中国农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 丁颖 、侯过、 陈焕镛 等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始了对中国农史的学习和研究，并先后在《农声》、《农林新报》上发表研究论文。
1932年在大学三年级时，因父亲病故，他只好忍痛离开中山大学，挑起维持一家生计的重担，奔走于粤桂之间，先后当过农业推广员、中学教员和图书管理员。1939年春，因为 日本 侵略军迫近 广州市 ，梁家勉任教的肇庆湖山师范学校被迫停课，他只好举家避难到 桂平市 大宣圩，一家12口，全靠他的微薄收入，节衣缩食，历尽沧桑。但梁家勉穷不失志，苦不离书，仍孜孜以求地研究农史。
1941年受中山大学农学院 丁颖 院长之聘，到该院任教，并主管图书馆工作。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所谓“四书堂”（读书、管书、教书、写书）式的生活。晨窗夜灯，辛苦耕耘，在公务之余坚持进行农史研究，并发表了《烟草史证》等论文多篇。其间，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 李约瑟 博士，曾到湖南 栗源镇 （当时 中山大学农学院 迁此）和梁家勉谈两次，非常欣赏梁家勉在农史研究方面的造诣，并建议校方给梁家勉创造条件，让其专心研究。可惜当时还是战争环境而未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52年梁家勉任 华南农业大学 图书馆馆长。面临历史上留下来的烂摊子，人手少、业务疏。缺乏管理大型图书馆的经验，任重而道远。他走访各大图书馆取经，带头组织职工学习图书管理方法，发动职工献计献策，制定出一套管理制度和条例。率先办起了开架书库、开架阅览。读者人数和图书馆流通量猛增，面貌焕然一新。1955年获得高教部苏联专家组的高度评价。1960年图书馆被评为先进集体，梁家勉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光荣出席了 广东省 先进工作者大会。
1954年农业部主持召开学术座谈会，提出加强中国农业遗产研究的任务。梁先生欢欣鼓舞。1955年就在图书馆创建了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特藏室”的书由最初的7部发展到6万余册，有一批弥足珍贵的罕本、 善本 、稿本。“特藏室”的创立和发展，为国家、为 华南农大 征集和妥善保存了一大批古农书为主的珍贵典籍，同时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在科研力量、图书资料、思想组织上为农史研究室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978年3月农史研究室正式成立。1980年该室又成为农业部批准的重点研究室，梁老荣任主任。同年梁老当选为中国科技史学会常务理事。农史室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中国古农书藏书和研究中心之一。
以前我国从来没有培养农史专业人才的学校和机构，更没有专门的学术团体来领导和组织全国的学术研究工作。面临着老一辈农史学家越来越少，学术梯队后继乏人的困境。年逾古稀的梁老，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联合与会专家积极向上级部门建议，“在有条件的大学创设农史专业的硕士点，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全国成立中国农业历史学会，领导和统筹全国的研究工作。”建议受到重视和采纳。经批准，1980年 华南农业大学 创设了第一个农史专业硕士点，面向全国招生。梁老成为中国第一位农史硕士导师。
全国第一部《农史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农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就是梁家勉教授主持，会同其他农业大学在 广州市 审定通过的。梁老培养研究生6人。如今有的已是教授、博导、硕导，有的担任了领导工作。1987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在北京成立，梁老荣任名誉副主任。
1979年2月农业部组织全国专家编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梁老任主编。他团结40多位专家迎难而上，五易其稿，历时8年，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农业科技史巨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堪称农史学界集大成之作。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 通讯院士胡道静教授称“巨型专业史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的空缺”。 加利福尼亚州 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黄宗智 教授把《史稿》定位为 经济学 博士必读书。《史稿》已成为我国农史专业研究生学位课程必读书。该书荣获国家、部、省6项重大成果奖励。
1980年在农史出版社的支持下，梁老率先办起了十年动乱后第一份农史学术刊物《农史研究》，刊发了中外学者许多优秀的论文，办得有声有色，活跃了沉寂已久的农史学术界，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82年在梁老的发动推动下，经过 日本 著名农史学者天野元之助教授和 中国农业出版社 大力帮助，把珍藏于 日本内阁 文库的我国古代 植物学 名著《 全芳备祖 》宋刻残本影印回国与本室书库的抄本配套出版，使古籍名著完整面貌重现于世，传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88年梁家勉80寿诞，全国农史学界聚会 广州市 举行学术讨论会，以示庆祝。梁家勉还曾担任 广东省图书馆 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三届会长； 中国图书馆学会 首届常务理事； 广东省 农史研究会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首届名誉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图书馆协会首届名誉理事长；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首届常务理事；1987-1988年广东省图书资料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农业出版社顾问等职务。
1989 年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农业科技通史，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6项大奖。
1992年3月12日20时，梁家勉走出书房，落座于藤椅上小憩，片刻功夫后，竟悄然离世，平静安详，情状“如得道高僧之坐化”。这一年，梁家勉84岁，在亲友、学生眼中，他似乎选择了最契合自己个性和涵养的方式，告别有些洁癖、从未做过亏心事的一生。
2008年11月21日，《 人民日报 》“科技人物” ，刊登梁家勉生平介绍。
2011年7月8日，《 南方日报 》头版刊登“世纪广东学人”评选，梁家勉入选。
主要科学技术成就
抢救农业历史文献
1955年，为了响应农业部关于加强祖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工作的号召，梁家勉在 华南农业大学 图书馆内设立了“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以满腔热情和极大的毅力，从事古农书和相关文献的访购、整理和珍藏工作。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1987年他退休时，“特藏室”的藏书已从开始时只有7部发展到6万余册。梁家勉把收集和保存珍贵的历史文献工作提升到“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得起后代”的高度，告喻他的助手们要加紧抢救。他灵活运用宋代 郑樵 的“求书八法”，主动和各地的书商、书店和藏书家联系，系统收集各大图书馆和各地书店编制的《古籍目录》和《古旧书目》，借以掌握古旧书的信息。一旦发现线索便主动出击，能买则买，不能买则请人代抄、代复制，不弄到手不罢休。每当他出差外地的时候，不管时间多紧，他都要挤出时间到当地古旧书店选书、购书。而且还要通过各种“关系”，深入到书店的内部书库选购。“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和助手出差 天津市 ，尽管当时天津的古旧书店已关门多年，不能营业，但他仍设法深入到他们的仓库里去选购。古书买回来以后，他还要亲自指挥或亲自动手，进行装订裱补、抄漏补缺、编目上架等工作，还要采取防虫、防鼠、防毒、防尘等措施。所以每当人们看到那装裱整齐、保存完好、扉页夹有红丹纸、外面套上樟木板的古农书时，无不为梁家勉那种爱书、惜书、护书的风范所感动。
积铢累寸，集腋成裘，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今天，这个特藏书库已成为蜚声国内外的中国农业历史文献中心，国内外数以百计的知名学者，如中国的 竺可桢 、 胡道静 、 席泽宗 、 曹天钦 ，英国的 李约瑟 ，美国的 席文 ，日本的渡部武、 滨岛敦俊 等人，都曾亲临阅览或考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梁家勉的辛勤劳动，为国家收集和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农业历史文献，为后人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辛勤开拓农史学科
梁家勉的一生与农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便在报刊上发表《孟子农业政策观》、《关于以农立国问题的商 》等农史论文。 日本 侵略军侵华时期，他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研究，并写出《诗经之生物学发凡》、《烟草史证》等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是废寝忘食地工作，除了成立“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为国家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农业历史文献外，还撰写了中国农史方面的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含合著）8部，提出和解决了农史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为中国的农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他在<A class="" href="javascript:linkredwin('《的撰者、注者和撰期》');">《<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一文中，以翔实的史料和缜密的考证，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相关问题，得到同行学者的一致好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院长 辛树帜 誉之为“近代研究贾学之杰作”。又如《<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探讨》一文，首次系统揭示了该书的成书过程，得到同行学者的赞许，原 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 竺可桢 说该文“对于文定公名著由来，探原寻本，发潜德之幽光，阅了得益不浅”。北京大学 王重民 教授也说该文“多发前人未发之秘，也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再如1981年出版的《徐光启年谱》一书，也深得学术界的好评，有多家报纸和电视台予以推介，1983年荣获 广东省 首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1989年他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正式出版，在学术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梁家勉对农史学科的教育和宣传普及工作非常重视。1980 年他率先在国内招收农史专业研究生，培养农史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人才。1980年在 中国农业出版社 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份农史刊物——《农史研究》，为农史界开辟了学术交流的园地。1983年12月，在 华南农业大学 主持召开了农史界首次国际学术会议“《 南方草木状 》国际学术讨论会”，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得到原农业部部长何康的嘉许和鼓励。1985 年倡议成立了 广东省 农史研究会，并被选为理事长。此外，梁家勉还多次具体设计了整理古农书的方案，起草了许多有关的文稿，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一一实现，但对后人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树立农史研究的丰碑
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农业科技通史，既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又运用了许多新资料，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史研究的新水平，是中国农史研究的一块丰碑，而梁家勉则是树立这块丰碑的带头人。
编写这本书，是中国农史界多年的宿愿，早在196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 大连市 召开编写《 中国科学技术史 》的会议上便提出了要编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设想，后因发生“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实现。1978年12月，农林部又部署这本书的编写工作。1979年2月，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成立了以 李辉英 副院长为主任委员的编审委员会和以梁家勉为主编的编写委员会，组成了有40多位农史专家参加的编写班子。在刘瑞龙、王发武、林山和梁家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历经8年艰辛，五易其稿，终于1986年底定稿，1989年10月，由 中国农业出版社 正式出版。梁家勉作为主编，一开始便从编章结构、资料搜集、内容取舍、工作步骤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严格把关。为了编好这本书，他曾多次奔跑于京、沪、宁、陕之间，1979年还亲自带队到 河南省 、 陕西省 等地考察。初稿写成后他又针对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要求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使每次通稿、改稿都能顺利进行。1985年12月开始，他还亲自领导通稿小组在 广州市 进行集体通稿，对《史稿》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全面梳理，调整结构、删重补缺、编制附录，力求做到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并指导通稿班子写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结束语。为了集中精力搞好通稿工作，他摒除一切杂务，减少宾客来往，窗前灯下，全力以赴。这对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属难能可贵。
《史稿》出版以后，引起学术界的很大反响。当时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副部长相重阳致函祝贺，认为“《史稿》的出版，将为中国广大农业工作者研究农业提供丰富的史料，为中国农业百花园增添新的春色”。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 通讯院士胡道静先生评论它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巨型专业史，填补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史著作的空缺”。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甘泉 研究员认为“全书资料丰富、结构严谨，论证细密，既充分吸收了同行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了不少创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史研究新水平”。《 中国日报 》（英文版）1990 年1月5日、 东海大学 《农田の技术》1989年12号等国内外报刊发表了长篇评价文章， 加利福尼亚州 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黄宗智 将它列为中国经济史博士生的必读论著，国内外已有众多学术著作引用或参考了它的材料或观点。1990年9月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 二等奖 ，1994年7月荣获 广东省 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荣誉奖，1995年12月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9月获农业部科技进步 一等奖 。
严谨治学 乐于助人
梁家勉曾把自己的工作室名为“春晓初霁室”，并自撰一联云：
花之发，水之流，一腔春意，
天初晓，雨初霁，满目生机。
这副对联活现了他无论待人接物还是治学治事，都有如“春晓初霁”，满腔热情，朝气蓬勃。他严谨治学，主张史料贵全尤贵确，坚持做到三个“务必”，即务必占有原始资料；务必详细注明出处；务必独立思考。所以他的论著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不仅为自己的研究而忘我工作，而且也经常为解答别人的咨询而默默地奉献。例如，有位作者在撰写《猕猴桃的历史及其在国内外的生产现状》时，文中有关历史部分的资料，包括作为证明 唐朝 已有人工栽培猕猴桃的证据，即 岑参 的“中庭井阑上，一架猕猴桃”的诗句，都是梁家勉提供的。又如，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纪念徐光启诞生400周年，他着手编纂《徐光启集》，并已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但当他获悉北京大学 王重民 教授也在进行此项工作时，为了避免重复，他便主动放弃自己的计划，并把自己积累的资料和心得提供给王教授。王教授深受感动，特在该书《凡例》中申明梁家勉对他的帮助，表示“要特别感谢 华南农业大学 梁家勉教授”。
梁家勉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乐于助人的品德有口皆碑，受人敬仰。
主要论著
1 梁家勉。中国梯田考——祖国梯田的出现及其发展。华南农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汇刊.1956：209～226
2 梁家勉.《 齐民要术 》的撰者、注者和撰期——对祖国现存第一部古农书的一些考证。华南农业科学，1957（3）：92～98
3 梁家勉.《 农政全书 》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讨。见：徐光启纪念文集。 北京市 ：中华书局，1963：78～109
4 梁家勉。利用祖国目录学遗产为农业科学服务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63，（3）
5 梁家勉。中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发展。见：科技史文集（第4辑）. 上海市 ：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11～24
6 梁家勉。荔枝栽培和利用的起源及其发展。 华南农业大学 学报，1980，1（2）：119～126
7 梁家勉。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农业生产高潮。见：农史研究（第一辑）.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80：11～15
8 梁家勉。中国甘蔗栽培探源。见：中国古代农业科技。 北京市 ：农业出版社，1980：403～419
9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梁家勉。有关《 齐民要术 》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农史研究（第二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