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永安

明朝兵部尚书

史永安,字磐石, 淄博市 周村区史家塘坞村人,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在明末。其先世为武定州人,其祖父移居 长山县 塘坞村(现属周村区)。史永安一生中最为惊险、最能体现其坚忍不拔意志的是贵阳保卫战。在这场保卫战中,担任巡按 御史 的史永安领导有方、协调有力、指挥得当,协助 巡抚 李枟 ,与全城军民戮力同心,共御强敌,取得了贵阳保卫战的胜利。史永安后来转战南北,屡建奇功,陆续担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后赠 兵部尚书 衔。现代较为出名有 嘉兴学院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书记史永安等。

明朝兵部尚书史永安

史永安父亲史朝佐是一位颇具侠肝义胆的大商人,当时家中非常富有。史永安自幼聪颖过人,过目成诵。 万历 三十七年(1609年)中 举人 ,四年后成 进士 ,授 庶吉士 ,不久即 任都察院 御史 。

在贵阳保卫战中,御史史永安和 巡抚 李枟 、提学 刘锡元 等官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史 》列传对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

史永安后来转战南北,屡建奇功,陆续担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后赠 兵部尚书 衔。

贵阳保卫战

背景

天启 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宣抚使 奢崇明 起兵反明,据 重庆市 ,攻 合江县 ,破 泸州市 ,陷 遵义市 。当奢崇明进围 成都市 、自号“大梁王”的消息传到 贵州省 时,贵州全境戒严。为了趁机实现自己称雄一方的宿愿,贵州水西彝族土同知 安邦彦 想借机发难。为此,他特别到 巡抚 官邸拜见 李枟 ,“诡言与奢氏有仇隙,愿发己兵剿永宁以自效”。李 知其心怀 测,谢绝了他的请求。安邦彦返回大方后,积极策划反明事宜。

李枟预感到 四川省 的动乱将波及贵州,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增加兵员、军饷,然而 明王朝 急于征辽,无暇它顾,对李枟的请求置之不理。正当这时,李枟被朝臣攻击,于是六次上疏,乞求退休。朝廷议任命 王三善 担任 贵州省 巡抚,责令李枟在新任巡抚未到任前坚持职守。当时 奢崇明 已攻陷 遵义市 , 贵阳 危在 眉睫 ,即将卸任的 李枟 与史永安一起,勇敢地承担起了保卫贵阳的使命。

此时贵阳城中士兵不足三千,仓库空虚。 李枟 与史永安会商后,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扩军备战,以应危局。“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并向 云南省 、湖广借贷四万余两白银;二是主动出击,御敌境外。为了粉碎奢崇明向 贵州 的进攻和渗透,派遣总兵张彦芳、都司 许成名 、 黄运清 等率兵援川。

天启 二年(1622年)二月,有人传言 奢崇明 已攻占 成都市 , 安邦彦 对此大受鼓舞,于是挟其侄水西宣慰使 安位 举兵声援奢崇明,并自称“罗甸王”。在水西四十八支及其他部头目 安邦俊 、陈其愚等的响应下,在水东土司宋万化及乌撒(治今威宁县城)土司安效良的配合下,安邦彦首先攻占毕节卫城,接着攻破乌撒卫,随后分兵攻破沾益、 安顺市 、平坝。安邦彦自统水西军数万东渡 六广河 ,直趋 贵阳 ,另外派遣大军下瓮安,袭偏桥(治今施秉县城),切断增援之明军。宋万化亦率九股苗、仲( 布依族 )攻陷 龙里 。二月初七日,十万水西军兵临城下,将贵阳围了个水泄不通。

僵持阶段

鉴于当时布政使、 按察使 和 知府 等官员赴京述职,总兵张彦芳驻守 铜仁市 ,都司 黄运清 在 遵义市 ,城中文武官员大多不在位的严酷现实, 李枟 、史永安等官员商议,军政要员和军士分守 贵阳城 的五座城门:提学 事 刘锡元 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原副总兵 刘岳 分御四门;李枟自己防守首当其冲的北门——柔远门,另于北门“外镇 兵三千”,使之“奋刃迎敌”,以鼓舞军民士气;史永安守谯楼,密切注视城外敌人的动向,观察城内街巷的治安状况,以防内外勾结。与此同时,城内的民众也组织动员起来,分片据守,“学官及诸生亦督 地方武装 分 守卫”。

战役初始阶段, 安邦彦 认定北门是 贵阳城 的薄弱环节,如果一举拿下,就可攻破城池。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其所率的前锋部队阵脚还没有立住,突然间城门大开, 李枟 率领将士杀了出来。若不是逃得快,安邦彦险些成了俘虏。然而安邦彦不肯认输,待其喘过气来时又令部属转攻东门。守将 刘锡元 借助坚实的城墙和 高昂 的士气,一次次地粉碎了安邦彦的凶猛进攻。为了迅速攻下 贵阳 ,安邦彦一面派兵不分昼夜轮番进攻,企图以疲劳战来拖垮守军;一面采取了心理战,用鸡鸣狗吠及妇女的哭泣声来瓦解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城内军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保卫战期间, 李枟 、史永安领导 贵阳 军民采取有效的战术,胜利地粉碎了叛军利用城外高地、“厢楼”和“土笼”等攻城的图谋,大振士气。二月初八日,叛军登上西门外一处石坡,借助高坡向城内投掷石块,城上军民无法防御。史永安紧急坐镇西城楼指挥,用火枪射杀多名叛敌,缓解了严峻的战况。接着借助夜色掩护,在城墙上修筑了“雉楼”,比城外石坡高出一半,居高临下,给叛军以有力的打击,迫使叛军放弃了石坡。二月二十二日,攻打北门的叛军制作了三丈多高的“厢楼”,用以攻打城池。“厢楼”就是 云梯 。叛军挖掘城外的坟墓,取出尚未腐烂的厚实棺木,包裹上布,制成云梯。云梯内可躲藏几十人,下面安装轮子,一直推到城墙边,借助云梯掩护,与城墙上的守军对打。南门外的叛军也制作了云楼,采取同样办法攻打守军。守军于清晨天未明之时,派遣2名勇士出城,拿着 发射药 和火把,烧毁了云梯,破坏了叛军攻城的“先进武器”,叛军被迫撤退。同样利用火攻,史永安指挥南门处守军攻破了叛军的“土笼”阵。叛军在城外编了几万个竹笼,装满泥土,筑成高台,站在上面射杀城墙上的守军。史永安采用军门旗牌官李良才的计策,拆掉城内永祥寺钟楼,在南门城墙上修建了一座高楼,高于敌军土笼,挡住对方视线,敌军被迫放弃土笼。然后史永安派兵出城,把土笼全部烧毁。

在抵御敌军攻城的同时, 贵阳 城内采取肃清奸细、捐输金银米粮和启用儒生等措施,全城动员,加强战备。继续对城外展开宣传攻势,既警告来犯之敌,以振军威,又密谕在城外之诸生见机行事,报效国家。二月二十日的《柬张总镇黄都司》宣称:“前初七八日,士民公愤,杀奸细 尽,且助银米养兵,省城决可万全”。民间乡绅潘朗、陵大参“首为倡义诸绅及士民,争输金钱为赏功 ”,“诸子衿以学道为监军,争脱青青荷兜,怀甲介而驰”,城内的五六百名读书人,每五人编为一组,按时稽查、督导士兵守城备战。

二月间, 安邦彦 的叛军多次攻打 贵阳城 ,这是围城三百日中战况最为激烈的阶段,但由于措施得力,贵阳城的守军顶住了叛军对北、东、南、南次、西各城门的密集攻势,成功地保卫了贵阳城。

派米养兵  为减缓军粮供应压力,确保持久固守,六月初贵阳守军实行限量、减量供给,“每兵粮一仓升,定价一分五厘。日给米五合,兼银七厘五毫,其名曰银米兼支”。在军粮实行银米兼支时,发动诸绅士献纳“事例米”,每输米一石准银三两,并根据所献数量分别予以贡生名号,“得米市斗六百余石,则仓斗千石矣”,“又再缓 黔城 一月之亡,此开纳事例之力也”。贵阳军政衙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多项措施,如《禁城外兵将入城买米示》、《禀两院卖粥救饥》、《收养子女示》,以确保城内粮食供应。还开展社会救济,稳定民心。对于那些“又有娶妾包娼,剥我士民膏血以养娼妾”的“乱军”,黔城军政衙门允许街坊、乡约、保长、邻佑等民间“竟杀横兵”,且“受害人叫唤地方,地方不速救护同杀官兵者,力斩。”

尽管如此,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告罄,“兵食益少,力益疲,惟瞪目以望援兵”。城内人心浮动,内奸乘机作乱,引导叛军攻城,东门、南门告急。当时东门神机楼等处,叛军在内奸的引导下,已经登上城墙,开始拆毁城堞。就在危急之时,史永安巡防至此,迅速组织人员抵抗,击退了叛军的进攻, 贵阳城 得以保全。

在无粮可食的严峻形势下,贵阳军政衙门在士绅阶层实行“派米”之法,要求各家悉报粮数,并接受检举,得米数“六百石,则又仓斗千石矣”。当时除死、逃和遣入屯寨者,仅剩守军六千人,派米之法可养兵三千;另三千士兵仍寻旧制实行银米兼支。派米养兵之法实际上在七月份先是在部分地方官中推行的,目的在于惩戒,“以释从叛之疑”,“令马 御史 止出米二百一十六石,养兵一千二百名。张 知州 、马知州各出米一百八十石,养兵各一千名。以一月为限。”此间继惩戒官员后在士民中大规模派米,已属无奈。

到了十月,全城粮食已尽。但在十三日清理县仓时,幸得以往余粮百石,可合仓斗一百零九石。 巡抚 李枟 下令,此惟一粮源重点供应北门守军。虽然由于“各兵日多逃死,县余百石乃得延至十一月初十日”。

贵阳城 自从九月以来,在各种可食之物都吃尽的情况下,便零星地出现了吃人肉事件。此后随着形势恶化,此类事件逐渐增多,“先煨死尸,遂烹活人”。此种情况,当时还只是秘密地进行,影响并不大。但最为可恨的是,四月初七凌晨撤回贵阳城的张彦芳和 黄运清 部卒军纪很坏,对出逃的难民不但勒索钱财,还杀人食肉。“敕横兵杀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输人肉有差,以供都闲仆妾常膳。”出现军士杀食百姓,无疑对市民更具恐慌性和危害性,影响极坏。据史载,张彦芳和黄运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银一两”。然而此时贵州军政衙门对这种混乱状况无力管束,局面完全失控,城中“亲属相 ”,甚至于时任参政、后任 云南省 布政且屡有政绩的 潘润民 之一女也被人吃掉,致使 贵阳 城内人迹少见,烹食人肉之火四处蔓延。诗云:“孤城苦守岁云 ,望断援师泪欲枯。烽火连天云黯惨, 僵尸 满地血模糊。”

在 安邦彦 围城十个月后,贵阳成了一座鬼城:粮食匮尽,军民将城内的“糠、核、草、木、败革”吃完后,便吃死人之肉;当死人吃完后,转向吃活人。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有的人为了生存,或易子而食,或吃自己的亲人。

结局

此时 辽东 战事紧张,朝廷无暇顾及西南平叛之事。川贵 总督 张我续 、新任 巡抚 王三善 畏 不前,拥兵不救,导致“声援俱绝, 贵阳 围益困”。 李枟 、史永安连连上疏告急。在 天启 的严厉催促下,到了十一月,王三善怕贵阳城破,难逃干系,决定以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集合将士,说:失去了城池,我们将死于法,进攻敌人,我们有可能死于敌,同样是死,何不与敌拼死呢!见部属斗志高昂,王三善便于十二月初分兵三路:右 路由 副使何天麟等统率,由清水江进;左路由佥事杨世赏等统辖,由 都匀市 进;中路由自己统帅二万精兵,进击敌方主力前锋。 王三善 率领的中路军到了新安,正好与水西军相遇。副总兵 刘超 率士兵张良俊勇往直前,斩敌悍将阿成,致使敌军披靡。大军全部到达,王三善趁势夺取龙里城。这时诸将都想在龙里静观待变,王三善力排众议,一马当先,追击敌军。 安邦彦 见官军来势凶猛,怀疑对方有数十万之众,便慌忙离军而逃。水西军失掉主帅,余众退往屯龙洞驻守。官军乘胜收复了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十二月七日,官军进抵 贵阳 城下,为时十个月的贵阳保卫战终于结束了。

评价

天启 二年贵阳遭围十月之久,倍受煎熬,40万军民或死或逃仅剩200多人(一说1 千户 ),贵阳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真是惨绝人寰!然而,作为一座省会、重镇,其历时之久、祸害之惨且能保持城市不陷,这在我国古代城市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尤其是在明末朝廷兵事重心置于 辽东 ,深陷叛军包围而救援长期不至的情形下,尤为不易。

在贵阳保卫战中, 御史 史永安和 巡抚 李枟 、提学刘锡玄等官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 贵阳 军民同患难、共命运,身先士卒,坚守城池,誓死不与叛军苟合而弃城出逃。作为御史的史永安在这场保卫战中,不但积极履行自身的职责,还带兵有方,指挥得当,屡次化解危难,显示出难得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为保卫贵阳作出了重要贡献。虽说到后期他们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但对驻防军队督导还是比较严厉,不满于张彦芳、 黄运清 等无援之实。《 明史 》列传对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孤城卒定,皆枟及永安、锡元功。 朱由校 用 都御史 邹元标 言,进枟兵部右侍郎, 永安 太仆少卿,锡元右参政”。三人的功劳“时议与 朱燮元 之守 成都市 并称焉”。

史永安后来转战南北,屡建奇功,陆续担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后赠 兵部尚书 衔。可以说,贵阳保卫战对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磨练了他的坚强意志,强化了他的组织能力,锻炼了他的军事才能。